政府及企业本位一直是中国改革秘而不宣的主题和灵魂，这种隐蔽的转移实际上一直在持续，2007年不过是这种历史性转移的一次集中释放，并以一个超级牛市的夸张形式表现出来而已。
作为投资者来说，即便是他们真的是在投机，但只要是在交易规则允许的范围之内，那么，这样的投机者也属于投资者的范畴。当投资者提出质疑权证创设号称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那为什么90%以上的中小投资者都在里面亏损，这种创设制度到底保护了谁时，那位李组长称：亏损不能按人数来算，要按市值来算。
南航权证的巨额创设在给券商带来巨额利益的同时，也给该权证的投资者带来了巨大的亏损。这一次在投资者上访上交所的时候，这一招又被上交所安排接待投资者的李组长提出来了。关键是这种没有任何投资价值的品种根本就没有必要推出来。就连投资基金在中国股市里做的也是投机炒作的事情。其中在上交所上访时，上交所的一名工作人员还反问散户：既然你们都知道权证最后的价值是零，那你们为什么还要进去？ 从个人角度来看，忠告投资者不要参与权证的投资与炒作是值得肯定的。
你们亏了钱才来找我们，盈利了才不会找我们。为此，最近有部分投资者就南航权证的创设问题上访证监会与上交所，与有关人士开展对话。经济上的激励并不会次次都奏效。
环境问题的重要性将很快体现，而且有可能会代替贸易成为定义中国外交关系的主导因素。如果不是法国政府当初大力支持核工业，现在的法国不可能如此清洁。这样幅度的气温变化，显然会极大地影响我们的环境，强迫我们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一个全球的二氧化碳排放机制应该既限制水平，也限制增长速度。
例如，钢铁产业就是高耗煤产业。2007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前美国副总统艾尔戈尔和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家小组（IPCC)，谨以此奖表彰他们为构筑和传播人为造成的气候变化的伟大知识所作的努力，以及应对这种变化所必需采取的措施而打下的基础。
碳税不仅能降低化石能源消耗，其收入也可以用来鼓励发展替代能源。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开始关注地球变暖。耶鲁大学经济学家威廉诺豪斯预计，假设地球在2100年时温度上升2.4度，那么全球变暖的净现值为22.6万亿美元。有人也许会争辩，不让中国人过上美国式生活，这是不公平的。
若要减排二氧化碳，能源消费就得大大减少，这显然意味着生活方式的重大改变。中国现在的二氧化碳高排放量由以下原因造成：一是出口主导的发展模式，二是主要能源依靠煤。事实上，美国也有可能会更多采用煤炭。但是一个低效的城市将会是高耗能的。
全球变暖现象背后的科学推论并不是十分严密。全球对气候变暖的关注，在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签定时达到高潮。
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不被纳入此协议适用范围。现在为这个变化做准备，还为时不晚。
要总结温室气体对全球变暖的危害并不容易。完成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向现代都市社会这个城市化过程，中国还需要另一个20年。大多数科学家认为，在消耗化石燃料（诸如煤炭和石油）时释放出的二氧化碳，似乎是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城市化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说，为了达到消除1美元的环境破坏，要付出2美元的代价。排放总量低的发展中国家应该被允许以高增长速度发展，而排放量已然很高的国家毫无疑问应该被要求减排。
来源：《财经》杂志 /总197期 进入 谢国忠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环保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倾注进来的东西大多是最终消耗品，而且越来越新，越来越贵，很难看到有什么最新技术，最优秀人才，最廉价资源倾注进来，相反，倒是我们的许多自然资源（还要在进行了污染最大的几道初级加工程序后）被吸走，好不容易搞出的技术、建立起来的品牌被吸走，而国家花大力气培养出来的优秀人才也常常被吸走。
如此，全国经济一盘棋就被下散了，代之而起的是四面开花各顾各的诸侯经济割据，以至于彼此间会出现富国与穷国似的对立。（[美]汉密尔顿 杰伊 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 在汉 舒逊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6月第1版，第18-19页）因而我们应当以山西黑砖窑事件为警钟，及时行动，否则，以后类似事件还会频频发生。
这就产生出一种假象，好象紧跟西方的国家日子越过越好，实际上这是以他们的独立、自由为代价的。但欧洲提高黄金的价格，这是把黄金留在家里，让它为在欧洲这个经济世界内部服务，以结清欧洲商人间和国家间的帐目。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二卷）——形形色色的交换》顾良译，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98页。世界经济旧秩序的存在或许算是我们生活世界中最大的一套潜规则体系，每当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精英们欢聚一堂，谈的虽然多是公平竞争、南北互助、保护环境等听上去颇为悦耳的话题，可在实质上却不允许欠发达国家触犯他们一丝的既得利益。从历史的角度看，改革之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一定地区先行发展的政策，确是可以打破旧有计划经济的僵局。尽管合作国可以利用帝国提供的先进之物（仅仅是比较先进而已），避免从零开始的局面，绕过资本积累初期丛林原则的困扰，可帝国必先予之的善举，早已悄无声息地将其经济网络深入渗透进欠发达国家的方方面面，这个庞大的毛细血管网把自身充盈的血气源源不断地输给地方，而终端控制血流的那个无形之心脏却始终隐身于帝国体系内部，而且任何有形帝国大厦的倒塌都对它产生不了实质性影响。
现在的后进国家哪还有这种条件？只能独自儿消化巨大的内部冲突，有时波动大得足以引致国家颠覆。单靠看不见的手已经转不动现代市场了，即便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在诸多宏微观经济活动中都离不开看得见的手的帮助，只不过这只越来越有力的手运动机理是建立在市场经济的规律之上的。
即便如此，追随国的境遇到底还是有所改善，其经济发展也可以在西方控制下得到一定的高级化提升。由此可见，赶超西方发达国家作为一句口号说出来是轻松的，可实践去做成，却是极其艰难。
长此以往，中国经济发展就可能出现这样一种现象：一列火车车头十分先进，正在不断加速前进，而挂在它后面的车厢渐次变差，最后面几节甚至还是木板定成的，于是前面开得太快，后面就有可能脱节。同时，各地区政府，尤其是发达地区的干部，也要克服一已本位思想，对旧的国际经济秩序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仅要有地方责任感，还要树立起全国责任感，积极配合大局。
为了阻止人才流失，欠发达地区的高校、科研单位以及整个政府系统设计出大量路障，如：相关单位干脆把要走者的档案扣住不放，或当地政府下行政命令，几几年几月几日后人才调动一律冻结……这是对高级劳动者、文化人客气些，落到弱势的农民工头上时，就是被砖窑主、包工头监禁起来，反正一样是不让走，尤其在欠发达地区急切想发展时，以致会采取些更激烈的手段。当这些西方化了的东西被顺利反还后，西方强势集团就更顺利地从地方吸走新时代的金币。（《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二卷）》第202页。其次，不要在自己国内复制出帝国对地方的那种倾注—吸取模式。
在市场经济时代用计划经济时代的宏观经济调节手段协调全国经济发展，结果总是一统就死，然而对全国经济发展的协调工作如果不得力，结果绝不是所谓的一放就乱，这是因为旧的国际经济秩序仍在全球范围内高效运行，在开放的状态下，你不管，它就进来，表面上看是一片乱流，实则底下已溜进了一股强劲的暗流。布罗代尔接着指出：欧洲放走白银，让它周游世界。
任何胜利的货币经济无不用自己的货币去取代他人的货币，这对它来说无疑是势在必然，而并非深思熟虑的行动。在这场劳动力流动的拉锯战中，发达地区虽然扮演了红脸的角色，但它们一定程度上参与造就了黑砖窑之类事件的发生，虽然这种说法一定会使这些地区感到委曲。
作为欠发达国家，中国自然也得在这种不利的大背景下进行现代化建设，尤其当我们摆脱自我封闭，高速推进经济建设之时，不必是经济学家，就是普通的百姓，也能深深感到发达国家集团带给我们的巨大压力。这一点，两百多年前美国的建国者们也同样看到了，杰伊在《独立日报》上就对纽约人民系统论证了国家分散的坏处和统一政府的好处，其中指出：如果各州独立为政，就会重现古希腊时期诸城邦彼此削弱的情况，从而使强大统一的外部势力得利，所以统一国家的建立和完善才能使美国的商业管理深谋远虑，使美国的资源和财政管理细致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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